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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 悲惨和荣耀

2016-04-14 11:44:04 来源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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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“诗者,翻译所失也”,到“林少华式村上春树”,再到“冯唐版《飞鸟集》”,翻译似乎总是一件富有争议的事情。

4月12 日,旅居瑞典华裔作家陈迈平、瑞典汉学博士陈安娜、上海外国语大学瑞典语讲师王梦达、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参赞高锋等人做客复旦大学北欧中心,就瑞典语与中文的文学翻译展开探讨。

很显然,即便把范围限定瑞典文学,即便只是几位译者,有关翻译的优劣标准仍然众说不一。

“信达雅”还是“再创造”?

高锋曾译过《淘气包艾米尔》《夜爸爸》等获得安徒生奖的瑞典文学作品。在会上,他对中国译者翻译瑞典作品时犯下的错误深感不满:“市长”译成“社区委员会主席”、“再也不喝任何酒”译成“再也不喝烈性酒”、“点头”变成“屈膝礼”……

“翻译必须忠于作者,忠于原文。‘信’是翻译的底线。离开了这一点那叫创作,那还是翻译吗?”他引用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“信达雅”,反复强调翻译要把作者的原意传达给读者,不可偏离。

“译者理解错了,读者怎么会理解对呢?”高锋直言,如今有译者基本功不过关,亦有译者为人不老实,“以为自己比作者还高明,狂妄无知。”他甚至认为翻译其实也需要“监管”。

但对于翻译标准,不同译者已然有了不同的理解。

安娜说:“我有个翻译同行,他说中国有‘信达雅’,但现在我们不说‘雅’了,因为现代文学不一定是优雅的。”

这位同行还提及如今翻译的三个层次。第一层是“正确的层次”,即有的词必须是正确的、不容译者修改的;第二层是“等价的层次”,指有的词可以另找等义词替换,虽然字面有了变化但意思保持不变;第三层则是“混乱的层次”。这也是最具争议的层次。

“有的东西根本不能翻译出来,就要译者去创造。比如我们翻译阎连科的作品,里面有他的方言,有他在中文里创造的新词,那么我们也要在瑞典语里创造一些新词。”安娜说,“有时你(指译者)必须自己创造,要不然你就把他创造的那一部分也弄糟了。你也要聪明一点。他创造,你也要创造。”

“对于翻译,是坚持‘信达雅’还是坚持‘再创造’,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。”陈迈平说,有时译者还必须考虑到读者。“我们说的‘尊重’不仅是对作者,还有读者。而且你还要考虑到文体,比如翻译戏剧时连注释都没有,是要靠导演和演员去处理。”他因此感慨,翻译不是一概而论的事情。

安娜也说,任何人问及翻译,她的回答都是“看情况,看具体情况。”

“再创造”时,译者色彩有多少?

“但任何翻译都不要自以为是。”陈迈平说,没有十全十美的译本,译者更要懂得谦卑。

“再创造”中最容易有的问题是,译者会在文本里要加入多少个人的成分?

安娜坦言,实际上读者看到的所有翻译都不是原来作者的话,“而是通过我们(译者)的口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也觉得翻译作品虽然不是独立作品,但它跟原文肯定是不一样的。”

但她也告诉澎湃新闻,即便如此,“不一样”也有不同的程度。“不应该把作者的语言写成你自己的语言。因为有的翻译作品,你一看就知道是哪位翻译家翻译的,那就成为翻译家的语言,不是作家的语言,那就不好。尽管作为翻译,想不影响作品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而我的意思就是,尽量不要突出译者个人的成分,而是突出作者的成分。”谈及之前饱受争议的冯唐《飞鸟集》译本,陈迈平表示不光是冯唐一个人的问题。

“我觉得每个人的翻译都有不同的态度。我说的翻译态度基本上分为两种:一种是为了让读者看到作者,而不是看到译者。另一种在翻译的时候,是要让读者来看自己。所以诗人陈东东曾经说有的翻译是‘杜鹃占巢’,这种翻译的态度是让别人看到自己。作者的原文像一个鸟巢,而译者占上去唱自己的歌。我是不太赞成这种态度的,那还不如你自己造一个巢,去做原创诗人,你为什么要搞翻译呢?”

陈安娜翻译的瑞典语版《红高粱》

翻译这门遗憾的艺术

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·伊·加塞特在《翻译的悲惨和荣耀》一文中曾说“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”。因为原文里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联想,而这种联想在译成的语言中是不存在的。

“你翻译得再好,总有一些东西是翻译不出来的。”对翻译的“悲惨”,安娜深有体会。

而除了文本语言的缘故,读者本身也令翻译变得“不可能”。安娜举例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:“中国读者第一次看这个小说,觉得里面的性描写很刺激啊,是一种突破。可是翻译成瑞典语给瑞典人看,他们觉得没什么暴露的啊。这是一个写得很漂亮的作品,但中国人觉得很特殊的东西,并不能被瑞典人感知。”

还有一次,安娜主持一场读《红楼梦》瑞典文译本的读书会。参加这个会的瑞典人都知道那是中国文学的经典。可他们无一例外地向安娜坦言:好几次想看,可看了头几章就看不下去了。“他们说什么花、石头、眼泪的,看不下去啊。”

王梦达也坦言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。每每译完一本书,她都不想再看。“因为看一次就想改一次,觉得永远都改不完。”

而有时候,翻译还因时代局限而留有遗憾。比如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提拉米苏,在五六十年代却没有这样的中文译法。

她还觉得可惜的是,对于一些名人传记,读者们只看内容和故事,用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为了赶进度,有的出版社会把一部作品分给十个人去翻译,前后出入很大,可读者也不是很计较。“很多作品,是很可惜的。”

为什么要做文学翻译?

可是,即便知道翻译很难,还是有人去做了。安娜说,这就是加塞特所谓翻译的荣耀的地方——人们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

在这么一件不可能的事里,陈迈平对严肃文学的翻译情有独钟。他坦言做文学翻译,必定先喜欢文学、热爱文学,才肯在这上面花功夫。

“你若不爱文学,我劝你别干这个。”他说,“你可以做商业翻译。但做文学翻译,基本是不能维持生计的。”

他和安娜都是从业余翻译做起。“安娜出了近50本翻译,一直到最近,她还有全职工作。把翻译当成饭碗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得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,然后可以做些比较自由的事情。”

陈迈平从十几岁开始喜欢文学,自己也爱写小说、剧本。“我敢翻译,并不是因为我在瑞典住了二十年,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中文比较有信心。”

他对在场的瑞典语学生说,若要做文学翻译,一定要加强自己的中文水平。“你要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学修养。比如我说《高老头》,你会马上联想到谁?巴尔扎克还写了什么?你一定要有文学修养,你一定要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。”

而安娜做翻译,更多是源于“想要分享”。她在斯德哥尔摩国立图书馆工作,要帮读者找书,发现好书的时候就迫切希望可以翻译出来让更多瑞典人看到。她甚至找过出版社说可以做义务翻译,“不是为了赚钱,就是为了分享。自己喜欢的东西,希望别人也能看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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