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年前旧文为何引发当今争议?

腾讯财经特约自媒体 作者 罗天昊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上月，本人拙作《别让李嘉诚跑了》引起海内外巨大争议。各种解读，各种情绪，夹杂其中，深感必要回应各方疑问。

1，文从何来?

2010年于金融时报中文网

5年前，本人即预见香港之瑕，(FT中文网)撰文，题为2015年重新修订，开头以长实上海卖出地产的新闻为引，以对香港富豪的建议为尾，就成为引起巨大争议的今作。

2，文章说什么?

仅看标题，此文似是谈商业故事，看完全文，当知关注的是香港社会的挑战与未来改革。

若只看标题，就借题发挥，各抒胸臆。惜。

深度分析香港贫富分化、阶层固化等困局的根源；反思治理失误，以及经济豪门化对国家的戕害；呼吁转变治理思路，深化国家改革。

文章核心部分，

本文不针对任何个人，人和事均为注释义理。

鲲鹏展翅，心忧青天，胸中丘壑，深藏白云之间。岂是浅薄虚浮的蓬间雀所能洞见？

3，惊世之文，时势所造。

时势与人心的大势所致。

本文意外风行，非罗天昊所能，而是

十几年来，无论大陆还是香港，均出现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。财富的创造机制，出现了畸形。部分人财富的获取，并非来自劳动与才智，而是来自腐败、垄断和特权，同时，阶层固化，经济豪门化，大众声音被漠视，种种不公，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。

直面中国最尖锐的矛盾，直面转型时代最大的痛点，

矛盾交汇处，宛如两江汇流，激起时代的最强音。

4，要改革不要文革。

不是向后搞文革，而是向前搞改革。

历史问题客观存在，解决办法，

但也是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之上，并无提倡暴力手段，而是理性平和地倡导。

细看全文，应知作者呼吁更彻底的改革。给富豪的三大建议有争议，

5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?

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?其实即是对于民众呼声的回应。

摧毁地产霸权 振兴实体经济

地产独大，国之凶兆。

榨干了民众的财富，甚至洗劫了一家几代人的财产。导致消费乏力，实体经济萎靡，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。

在各种中国富豪榜中，前十大半都是地产商。十年来房价飙升，无论大陆还是香港，苦高房价久矣。新三座大山给民众带来深沉的痛苦。房地产

吸干了国家的新鲜血液，形成了对于创新与创业的严重阻力。

国家提倡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，地产等畸形产业，

摧毁地产霸权，方可为中国经济松绑。

重振实体经济，应对内外挑战。

贫富分化是死路，共富是责任更是出路

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动荡线，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。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。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“溃败国家”。

无论西方还是中国，结盟豪门，漠视数量更庞大的平民，皆非明智的选择。

当下全民焦虑，如坐火山口，不知何时爆发。穷人已无可失去，既得利益层率先让步，整个社会才可以解套。这是基于现实的最佳策略选择，绝非民粹。

共富是国家的庄严承诺。但共富绝非“均富”，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实现，而非搞暴力。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，财富产生机制，稍减资本暴利，稍加劳动所得，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。

权贵资本主义非正途，中国需要阳光财富

民众尊重合法致富，袁隆平堪为楷模，不满的焦点在“不公”。

权贵资本主义

用权力寻租，用市场套现。中国绝不能走之路。

让财富远离权力，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软着陆。

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，腐败让人痛恨，何尝不让人痛心?

呼唤阳光财富。呼唤法治，

我们国家强调保护产权，提倡简政放权，随着商业环境的完善，中国将有更多富豪，更多人脱贫，吸引更多投资。

无论大陆还是香港，所有的财富，必须经受新时代的考验。与时俱进，是最明智的选择。

富豪阶层与时俱进，是社会的进步，亦是其人生的升华与涅槃。

李嘉诚先生近期又北上办学，与本人对富豪阶层所提的三大建议，其实不谋而合。李先生设立的长江商学院，正是本人曾就职的地方，本人也一直对此心怀感谢。

6，部分知识分子价值观混乱

尤其需坚守正确的价值观。

转型期，既未达到盛世，也非乱世，从混沌到有序，

自认“精神贵族”，经济上依附既得利益阶层，漠视民众，与平民阶层割裂。却要求大众支持其社会诉求与野心，部分人的人格分裂，表现出强烈的投机性、虚伪性与两面性。

口中喊市场经济。却为资本权贵站台;口中喊民主，却不能民主对待他人，以文革方式给人扣“文革”的帽子。甚至对本人围攻谩骂，造谣中伤;口中喊平等，却自命精英，

与民为友，

我在接受媒体访谈时，强调智库要谋民，要就是有感于不能与平民为友，不为平民阶层讲话的现状。

源起五年前旧作，为此特贴出原作全文。诸君可对照。

香港模式的瓶颈（2010年FT中文网）

原文如下：

2010年12月06日

香港模式的瓶颈

作者：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罗天昊

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近期发布的施政报告承认，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，大约有18%的港人处于贫困线以下。

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，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，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。在英治时代，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，来维系社会平衡，但是，总体而言，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，从香港的流行文化，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，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。在经济领域，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，贸易发达，但是，实业亦非常发达，其精工制造，一度全球闻名。

但是，到了80年代，《中英联合声明》签署之后，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“港人治港”，但是，这个“港人治港”的潜台词，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。

事实上，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，亦被移植到香港。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，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。实际意义上，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“收买”政策。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，第一任特首，都出自此类豪族。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，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，亦成为被容忍的对象，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。

在此情况下，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，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。三十年来，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“关照”。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，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，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，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，同时，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，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。

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。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，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，发蒙于60年代，但是，在60至80年代之中，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，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，普遍在80年代以后。

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，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，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，才开始大规模扩张，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小平接见之后，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。政治地位的提高，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，特别是在地产领域，此后，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。

在大陆，很多基础设施建设，亦有李嘉诚的身影，如深圳的盐田港，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。“一哥”李嘉诚如此，“二哥”李兆基和“三哥”郑裕彤，也是如此，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，郑兴建“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”，无政府人脉，是绝对办不到的。从老大到老二老三，都是早年打基础，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，那就绝非偶然了。

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，但是，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，却渐行渐远。

香港和新加坡，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，后来发展服务业，不同的是，到今天，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，却完全不一样。目前，新加坡的支柱产业，是贸易、制造业、航运业与旅游业。而香港的支柱产业，是零售业、旅游业、地产业、银行及金融服务业。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，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

同为海港城市，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，人口密度更大，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，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，地产行业的富豪，远没有香港多。但是，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。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，富豪云集。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，几乎90%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。

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，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，而这个方面，香港却颇似大陆，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。

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，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，中产阶层日益弱小。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，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。

在产出领域，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?在消费领域，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?

如此，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。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，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，亦放着金碗不要，也去做地产。回归后的10年来，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，已从1997年的8.3%减至目前的不到4%，服务业的比重，接近90%，而实际上，如果从80年代算起，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。香港制造业的衰亡，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，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。

同为小经济体，香港与新加坡，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，亦大为不同。2010年的香港十大富豪中，从第一名的李嘉诚的190亿美元到第十名冯国经的29亿美元，其财富总值，达800亿美元之巨，仅此10人，即集中了相当于香港GDP40%的财富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。而经济总量为香港50%强的新加坡，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，亦无此集中财富。日本更是如此，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，都不及中国大陆。

以日本为例，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，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，进行了社会改革，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，日本以立法的形式，限制豪强大族，同时，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，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。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，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，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。任何人，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，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。

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，香港貌似原地踏步向右转了十余年，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，结果，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。

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，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，但是，“港人治港”的政策，客观上造就了豪族，而在回归之后，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，甚至，成为豪族，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。

2003年，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“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”来到中南海。在这82人中，富豪有40人，其余42人是家眷，比富豪还多，而在这42人中，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。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，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，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。

荣及己身还不够，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，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，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，而这种变相世袭，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，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。

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，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。而这种不平衡，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，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。表现得最明显的，就是香港电影产业，自从九七之后，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，变得严格的管制，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，而香港社会的崩溃，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，那种草根性的情怀，大众性的娱乐，兼容并包的气度，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，失去了这两点，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。